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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又有了一个新“头衔”——北京市总河长,7月26日,蔡奇巡查平谷泃河,这也是他履任北京市总河长以来首次“走河”。截至目前,全国已有省级河长306名。
“全面推行河长制总体进度超出预期,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的目标将提前实现。”8月23日,水利部建设与管理司司长祖雷鸣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省长村长,都是河长”将在全国成为现实。
从“河长制”到“河长治”,今天的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绿发展的进程中,治水理念和实践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然而,河水是流动的,跨部门、跨流域治理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治水难点。怎样打破部门和流域壁垒,不断创新治水方式,成为需要破解的关键一题。
河面清波荡漾、碧光粼粼,岸上绿树环绕、鸟语花香。记者近日漫步在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兆河堤岸上,放眼望去,一幅美丽的农村河道水网生态画卷尽收眼底。
在兆河边住了几十年的村民丁以林,把变化看在眼里,“自从有了‘河长’,河道垃圾有人清理了,脏乱差面貌改变了,水质也得到明显改善。河水清了,小鱼小虾都回来了。”
在兆河河畔,白湖镇吴渡村村支书乔学平正在巡查“承包”的河段。乔学平是村级“河长”,巡查、记录并把发现的问题向上级“河长”反馈,及时清理拦河网、水面漂浮物,成了他每周的必修课。
“这样的巡查,一周要有好几次。哪天做的巡查、发现了什么问题、群众有什么反映,这小本本上都要记得清清楚楚。”乔学平扬着手里的塑料皮小本子说。
如今,像乔学平这样“走河”巡查,已成为各级河长的“家常便饭”。通过“走河”,完成河道污染现状的摸底调查工作,摸清造成水质恶化的工业点源、农业面源、生活污染源等分布情况,对排污口整治提出方案。
祖雷鸣介绍,全面建立河长制进展顺利,河北、山西等16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明确河长建立到乡级,北京、天津、黑龙江等15个省份明确河长建立到村级。初步统计,目前全国省、市、县、乡四级河长已达20万名。
“江河咽,人愁绝。浊污横溢随城堞。泉无泽,山凋色。乱花明灭,一川烟积……”在这首词中,浙江浦江县农民诗人吴航发出了治理河湖的呐喊。如今,他的这首《钗头凤˙浦阳江——母亲河的呐喊》被刻印在当地翠湖边。
早在2013年,因无序发展小水晶产业而导致水污染问题突出的浦江县,有两万家从事水晶生产的小企业、加工户,从业人员近20万,是浙江传统“低、小、散”产业的典型。
河长制建立后,浦江县所在的金华市,在浙江率先建立“五水共治”标准体系,率先建立跨流域治水联动机制,健全河长路长警长全覆盖网络,推进以治水促转型。
河湖水环境的污染表象在河道,来源在支流、沟渠,根子在河道的两岸。河长制的核心就是把责任属地化,彻底打破“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的九龙治水格局。
“为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在中央部委层面,建立了水利部牵头的发改委、环保部等10部委组成的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就在一天前,我们还在湘鄂边界开展了跨地域的打击非法采砂行动。”祖雷鸣说,为解决一个部门解决不了的治水难题,多地成立了河长制办公室,福建大田县还把水利、国土、环保等八部门执法权合并,建立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模式。
在水利部水资源司巡视员程晓冰看来,河湖治理非一日之功,河长制重在建立水清岸绿的长效管护机制,实现河道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提升管护水平。在推行河长制时还要引入群众监督,实现社会各界深度参与。
“现在在广西永福、福建大田等地,河长制和保护水生态都写入了村规民约,通过聘请老党员、村民代表担任村河长,河长制获得了源自百姓内部的参与和认可。”祖雷鸣说,现在很多地方还有了“河小二”“河小青”,这些志愿者也是社会参与河湖治理的生动写照。
从国家层面治理水污染,最难的部分就是跨界流域的治理。由于河流的治理涉及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治理时容易出现“自扫门前雪”和“下游管不了上游”的问题。
为了在全水系优化水生态功能结构,河长制治水的跨区域联动机制已经在长三角展开探索。目前,沪浙在联动治水上已作出制度性安排,每年定期召开杭州湾北岸海塘联防会议以及“金嘉湖”水文三地联动会议,为区域治水防汛提供支撑。上海金山区与平湖、嘉善等地还建立完善了水域突发事件联动机制,可共同应对和处置区域性的水污染事件。
“要开展‘河长制’治水,河段与河段之间、河道与河道之间,必须打通,河道整治要向河网整治延伸和深化。”金山区副区长王益洋说。
祖雷鸣认为,在区域协调中,要建立完善流域统筹管理机制,在加强河流水质断面监测的前提下,建立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
“例如滇池治理过程中,以水质标准为依据进行断面监测,按照不达标水质水量计算对下游区县的补偿,如果到了最末端水质仍不达标,最末端的生态补偿金就交给政府,再进行治理,这样整个区域的生态保护意识大大加强。”祖雷鸣说,此外很多地方还建立了跨界河长,上下游河长进行河道共巡,互换区域履职,通过这些途径形成了上下游、左右岸治水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