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北京组织召开生态保护红线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会议
，对北京

、天津、河北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贵州、云南、宁夏等15省（区、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进行了审核。会议原则审核通过15省（区、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各省（区、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将根据会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

，并按照今年2月印发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
，报国务院批准后，由各省（区
、市）人民政府发布实施
。

值得说明的是，此举是对《意见》明确“2017年年底前，完成京津冀区域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有力贯彻和兑现
，意味着最严生态保护制度正在按部就班地在轨道上提速构建。在业内专家看来，最严生态保护制度就是要在资源环境生态领域树立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
，并进一步提出要合理设置红线管控指标，构建红线管控体系，健全红线管控制度
，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。

强调红线意识，凸显监管作用

对于“红线”而言，国人想必都不陌生，从人尽皆知的“18亿亩耕地红线”，到近年来围绕大气、水、土壤布局提出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的逐渐落实
，可以说，用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兜底最严生态保护制度正在成为决策层乐于采用的治理手段。《意见》通过一系列红线管控制度的构建和机制的设立，目的就是要将红线管控落到实处
，从资源消耗
、环境质量
、生态保护等多方面强化指标约束作用，以期对各类经济社会活动形成清晰可见的管控范围。

为此，《意见》明确的工作落实时间表上也尽显最严生态保护制度时不我待。除2017年年底前完成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以外
，《意见》要求，2018年年底前，其他省份完成划定

，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

；2020年年底前，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勘界定标和监管体系建设
，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

不难发现
，生态红线的落地时间表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都密不可分。可以说，无论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角度出发，还是从符合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看，生态红线管控制度的确立都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创新
，而在新时代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创建显然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黄润秋在主持此次会议时指出，各省（区、市）划定方案总体上符合《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
。他强调
，下一步，相关部门和地方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
，共同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各项工作


。

一是要把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划好、划实生态保护红线，切实发挥好生态保护红线对于国土空间开发的底线作用。二是扎实推进后续工作
。国务院批准后，由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发布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并做好宣传工作
；启动勘界定标试点，加快生态保护红线落地；抓紧研究制定《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暂行办法》，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出台相应的管理措施。三是要用好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成后，各省（区、市）要建立省级“节点”，实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联互通，及时接收和反馈信息，加快形成日常监控和现场核查能力。

重监管，确保红线思维根本改变发展模式

近年来，包括决策层和全社会舆论在内的一致共识是

，必须改变一直以来以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固有模式，以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我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了数十年来的高速发展，造成了我国现阶段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欠账成正比。因此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新时代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全新背景下
，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，保护环境既是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发展的目的。但应提醒的是，一系列标榜最严的生态保护制度背后，最终落脚点也在产业发展之上
。

“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最终对应的
，正是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间

，尽快在博弈中走上真正低碳
、绿色、可持续的健康发展道路。当然，这还需要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做文章，虽然困难重重
，但功在长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周宏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建立生态红线管控制度，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其中，把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制约性强的要素优先纳入红线管控，尽快遏制资源无节制消耗
、生态环境退化的趋势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
，超前研究其它相关红线管控要素，适时纳入管控范围。

而要确保相关目标得以实现，监管的重要作用不得不提
。正如此次会议强调要用好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，重视信心的互联互通一样
，《意见》也从目标确定和落实
、完善准入、实施监管
、监测能力
、预警机制、管控责任等六个方面分别细化了有关要求
。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
，在强化一系列监管措施和强化监测能力之余，《意见》引入了研究建立红线管控第三方评估机制。

周宏春说，“这可算是找到了红线管控的有力抓手，比如第三方评估有助于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政策形成纠错机制。再比如对责任的追究和考核
，需要在实施中不断细化，确保责任到人，尤其是对于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要严格追责
。”周宏春认为，全过程监管需要尽可能地做到信息公开

，确保红线管控的实施

、监测

、准入、落实可监督，由此方可保证制度构建的有的放矢
。

对于一直存在的地方政府保护和干预环保监测执法
，此次会议重点强调要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成后，各省（区

、市）要建立省级“节点”，实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联互通，及时接收和反馈信息
。对此
，周宏春也曾对记者强调，打破多部门管理制度藩篱，确保不同地方和不同部门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目标前景实属必要。